每次去奧賽美術(shù)館參觀，都會走過伏爾泰堤岸。堤岸與波納街的轉(zhuǎn)角處，門牌號27號，曾是維萊特侯爵的宅邸。伏爾泰去世前征服巴黎，就住在其內(nèi)院二樓，最后在那兒去世。底樓現(xiàn)在是伏爾泰餐館。

　　伏爾泰出生、成長在巴黎。他念的是路易大帝中學，兩個世紀后，薩特成了他的校友，在那兒上文科預備班。斜對面就是先賢祠，他先是幾無葬身之地，再后來又榮遷進那里，后來又被盜走遺骸，只剩下一口空棺材，與老冤家盧梭面對面。他的一生那么長，起點與終點卻相距這么近；而在這相近的兩點之間，他又經(jīng)常被迫背井離鄉(xiāng)，長年累月回不了巴黎，只因惹惱了君主和教會。好在最后他還是死于巴黎。所以百年后，雨果在流放生涯中，以此來激勵自己：“你會回你偉大的巴黎/年歲重重，如同伏爾泰/……你垂死時，會滿載榮譽。”

　　伏爾泰去世后十一年，法國大革命爆發(fā)。風云人物之一的米拉波，夏多布里昂曾見過他兩次，一次就在維萊特侯爵宅邸（《墓畔回憶錄》），想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。不過，說維萊特侯爵夫人是“伏爾泰的侄女”，夏多布里昂顯然是弄錯了，維萊特侯爵夫人并非伏爾泰的侄女，而是他當年在法爾奈撫養(yǎng)的清貧的世家小姐，最多可稱養(yǎng)女。她是個“可愛的胖子”，伏爾泰稱她為“善心的美女”，跟她說“你使我心平氣和，在你面前簡直不會生氣”——伏爾泰本來是很會生氣的，尤其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盧梭時。后來他把她嫁給了維萊特侯爵，于是才有了他巴黎加冕的舞臺。

　　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“知識分子”概念，通常都認為始于“德雷福斯事件”，以左拉的《我控訴》為其獨立宣言。但其實早在那之前一百多年，伏爾泰晚年為許多冤案平反昭雪，如新教徒商人喀拉遭車裂極刑案等，在這個為蒙冤者辯護的斗士身上，就已經(jīng)具備了“知識分子”的一切要素。后來薩特反對阿爾及利亞戰(zhàn)爭，右翼叫囂要“殺死薩特”，還兩次炸毀其住處，戴高樂總統(tǒng)就說：“那些知識分子，讓他們愛怎么搞就怎么搞……我們不要去捉伏爾泰。”此次赴巴黎前，伏爾泰確曾擔心過，那里有四萬束木柴給他布置火刑場。慫恿他去的人拍胸脯保證，會有八萬個朋友一起奔來撲滅火種，并把搬柴的人淹死，要是他歡喜。

　　八萬個朋友中，有一位來自美國，那就是富蘭克林。其時他正好旅居巴黎，帶著孫子前來拜訪。伏爾泰打了個噴嚏，他祝福說“老天保佑你”；伏爾泰則祝福他的祖孫皆好福氣。巴黎民眾為雙方雀躍歡呼。其時美國正在誕生的陣痛中，法國則處于暴風雨的前夜。“富蘭克林與伏爾泰的相會，民主政治與理性主義的握手，這已是大革命開始的預兆。”（莫洛亞《伏爾泰傳》）預兆就呈現(xiàn)在維萊特侯爵宅邸。

　　又過了幾十年，巴爾扎克寫《驢皮記》，把那家有神奇驢皮的古董店，安置在維萊特侯爵宅邸旁邊。“產(chǎn)生這種幻象的地方（古董店）是在巴黎的伏爾泰堤岸邊，時代是19世紀……正確的地點應是蓋伊·呂薩克和阿拉戈的門徒、權(quán)貴的詐騙行為的蔑視者、法蘭西懷疑派的神明（伏爾泰）斷氣的房子附近。”我每次走過伏爾泰堤岸，總疑心會有人從哪家店里奔出來，上衣口袋里塞著那張柔軟的驢皮，上面寫著：“你如果占有我，你就占有一切，但你的生命將屬于我。希望吧，你的愿望將得到滿足，但你的心愿須用你的生命來抵償。你的生命就在這里。每當你的欲望實現(xiàn)一次，我就相應地縮小，恰如你在世的日子。你要我嗎？要就拿去。”也許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張這樣的驢皮？

　　但伏爾泰是不會要這張驢皮的。他的老實人歷經(jīng)各種天災人禍，卻既不輕信盲從也不悲觀厭世，而是認識到應當“種好自己的園地”（《老實人》）；這就像后來昆德拉勸說的，世界是不可能推翻或改造的，也不可能阻擋其不幸的進程，只有一種可能的抵抗：不必認真對待。生存的本質(zhì)就是無意義，我們要有勇氣把它認出來，還應該學著去愛它接受它，去呼吸我們周圍的無意義，它是智慧和好心情的鑰匙（《慶祝無意義》）。兩人的主張相隔兩三百年，也貌似風馬牛不相及，卻不啻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在這個動蕩的世界上，我們既要勇敢地面對現(xiàn)實，也要種好自己的園地。（邵毅平）

責任編輯：喬智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