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人：農(nóng)家子弟出身，最終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

　　他進入仕途后十年七遷，連升十級，被封為一等毅勇侯，成為整個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，并在晚清惡劣、劇變的政治環(huán)境中全身而退，去世之時獲得清廷國葬的最高優(yōu)待，還讓子子孫孫都能獲福。

　　這個人就是曾國藩。毛澤東說：“予于近人，獨服曾文正公。”宋朝宰相趙普說：“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”。曾國藩的半部家書，也足以讓我們每一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

　　縱觀曾國藩一生經(jīng)歷，曾國藩的做人做事之道，集中體現(xiàn)在這九個字里：事不拖，話不多，人不作。

　　1、事不拖：一勤天下無難事

　　曾國藩說：

　　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敗;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敗。

　　百種弊病，皆從懶生。

　　戒傲戒惰，保家之道也。

　　大多數(shù)人一輩子平庸，只因懶惰。梅蘭芳最初也資質(zhì)平庸，但他不甘于此，勤學(xué)苦練，終成一代宗師。

　　庸人敗于懶惰，天才卻輸于狂傲。李自成勇猛有才略，起義稱王，卻因勝利滋生驕傲，最終慘敗。

　　曾國藩在軍中時，要求自己早起，不論是什么樣的天氣，什么樣的環(huán)境，他一定“聞雞起舞”，練兵督訓(xùn)，辦理各項事務(wù)。

　　曾國藩對軍中將士說：

　　“練兵之道，必須官弁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于熟。如雞孵卵，如爐煉丹，未可須臾稍離。”

　　言傳不如身教，曾國藩就是這樣影響手下的幕僚、將領(lǐng)的。不管是個人修行還是管理團隊，這一點至關(guān)重要，要給周圍的人和下屬做一個好榜樣。

　　曾國藩每一天都寫日記，曾國藩通過寫日記進行修身，反思自己在為人處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他還規(guī)定自己每一天必須堅持看歷史不下十頁，飯后寫字不下半小時。曾國藩說：

　　“人之氣質(zhì)，由于天生，很難改變，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(zhì)。”

　　曾國藩還有個好習(xí)慣就是寫家書：據(jù)說曾國藩僅在1861年就寫了不下253封家書，通過寫家書不斷訓(xùn)導(dǎo)教育弟弟和子女，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，曾家后人人才輩出。

　　“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“惰”字致敗。”以勤治惰，以勤治庸，不管是修身自律，還是為人處世，一勤天下無難事。

　　2、話不多：為人處世的第一等功夫

　　嘴茬子厲害未必是好事，留起一些話，也是一種境界。

　　說話需要給自己留有余地，不要把自己置于進不可攻，退不可收的境地，一個劍拔弩張、喋喋不休的人，往往是淺薄俗氣、缺乏涵養(yǎng)而不受歡迎的人。

　　曾國藩說：

　　大處著眼，小處著手，群聚守口，獨居守心;行事不可任心，說話不可任口;禁大言以務(wù)實。

　　在生活中，精辟的、有價值的見解才能受人歡迎，泛泛空談則招人生厭。曾國藩的“戒多言”源于一件小事，當時他剛進入翰林院不久，正春風得意，一次在給父親過生日時，對前來祝壽的好友鄭小珊夸夸其談，有些得意忘形，結(jié)果引起鄭小珊反感，拂袖而去。

　　事后曾國藩后悔萬分，他在日記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錯。一是平常就自以為是;二是嘴上說話沒把門的，想到哪兒說到哪兒;三是明明說話得罪了人，還跟人強辯，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�？偨Y(jié)這三點，曾國藩說自己作為一個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，連《禮記》里說的“惡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反于身”的道理都參不透，連語言這一關(guān)都過不了，還能成什么大事呢?

　　曾國藩一生在“戒多言”上下足了功夫，他不僅經(jīng)常批評自己“每日言語之失，真是鬼蜮情狀!”也經(jīng)常反問自己“言多諧謔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誠”，這種言語習(xí)慣、個性缺點，“何時能拔此根株?”他不僅對自己有這個“戒多言”的要求，還把它當成家訓(xùn)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內(nèi)容，尤其是對他的兩個兒子和幾個弟弟反復(fù)灌輸、強調(diào)這一點。

　　“立身以不妄語為本”，俗話說，“禍從口出”，立身之事，最忌的就是輕浮和自滿，從而說出一些不恰當?shù)脑�，或者為了自我夸耀而撒謊吹牛。因為這樣一來可能會給自己招致災(zāi)禍，而來也會會失去別人對自己的信任和尊重。喜歡逞一時口舌之快的人，最終都難成大事。

　　3、人不作：有智者，方圓有度

　　不作，就是要把握好“度”。曾國藩家訓(xùn)中有一言，傲為兇德，惰為衰氣。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。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。此舉可謂福不可受盡也。

　　在為人處世中，事事斷然不可冒進直擊，當拿捏有度。

　　縱觀歷史，不乏才華橫溢者因“作”而遭貶謫，丟命，比如水滸里面：牛二面對楊志，喊你來砍我啊!結(jié)果是一刀斃命!或許，有時一味的直與進看似一種忠貞、一種激昂，但如能審時度勢，掂量片刻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某些場合下，與其相對的軟與退也不失為另一番智慧。

　　韓信的胯下之辱，蘇武的茹毛飲血，是在掂量完小辱與大節(jié)后的以退為進;東方朔的機智幽默，春秋晏子的巧言詼諧，是在掂量完直言與婉言后的迂回才能，而魏徵的剛毅納諫，狄仁杰的清廉直抒，則是在掂量完君心與民意后的激進慷慨。

　　無論是以退為進、迂回婉轉(zhuǎn)還是激進慷慨，用對時，則為良方，用錯時，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，而其中平衡的度，則著實需要用者親自掂量才可拿捏得當。

　　李密庵在《半半歌》中曾言：“飲酒半酣正好，花開半時偏妍。”酒至微醺，花開半朵，是恰到好處的趣味，道破了人生交際處世的真諦。林語堂先生亦評此詩是中國人所發(fā)現(xiàn)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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